股票配资股票配资公司 遵义会议后，“重回”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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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在危急关头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对于这个转折，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军事线路和思想上的转变，这是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但还有一个转折，也很重要，那就是红军自身的一个大转变。
简单来说，红军“回到”了井冈山时期。
遵义会议上，朱老总有一番著名的发言，在各部影视剧中反复出现。
在“建党百年”献礼剧《光荣与梦想》中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们不会再跟着你们走了。
在高分剧《长征》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跟下去了。
展开剩余91%在2019年的《伟大的转折》中，朱老总拍了桌子，然后起身说：我明确地告诉你们，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
这句话掷地有声，非常的关键。
除此之外，朱老总的另一番话，更是“直击要害”。在杨尚昆的《中央红军在遵义》一文中，是这样记录的：
红军总司令朱德批评带有“左”倾教条主义的党中央统治中央苏区以来，把红军的三大任务改作单纯的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使红军脱离了群众，又得不到给养补充…
朱老总讲的，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子、做群众工作。
换言之，在朱老总的批评中，当时的红军，已不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了。
这是遵义会议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年红四军的党代表毛泽东，谈的是军事，而军长朱德，谈的是政工。
那么，长征初期的红军，存在哪些问题呢？
01
教条化的“保密工作”
长征开始前后的红军，就是一支“单纯打仗”的部队，“三大任务”只剩下了一个。
第五次反“围剿”时，这种情况就已经非常严重。李德在地图上一画，红军战士们按此闷头打仗。上层没有集体决策，中层没有学习讨论，基层不做思想动员。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长征开始前，这种情况仍在延续。
我们都知道，长征是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但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转移，是在6月25日，中间其实有将近四个月的准备期。
可惜的是，这段时间里没有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更不用说对中层干部的传达和对红军战士的动员了。
连黄克诚这样的师一级指挥员，都是在和博古的对话中，“猜”出了红军即将转移。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是这样解释的：
突围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围行动的成功。
听上去似乎挺有道理，但这其实就是教条主义。
“保密”和“群众工作”，表面上有冲突，但本质上并不矛盾，不能极端化处理。
在长征中担任军委二纵司令员的李维汉是这样回忆的：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13年后，从瑞金到延安，中共再一次撤出了“红色首都”，但情况却和长征前夕完全不同了。
撤离延安前的动员工作，对象不仅有基层官兵，还有普通老百姓。所以撤离工作才能如此的有条不紊，当时在延安的捷克医生罗别愁曾这样评价：
我经历过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延安的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02
军心乱了
长征初期不重视群众工作的后果，不仅体现在转移计划的仓促执行，还导致了军心的混乱。
血战湘江，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但这不代表5万多红军战士牺牲在了湘江边，而是3万左右。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另有2万多人，是在长征出发后一个多月里损失的，除了小部分在战斗中牺牲，大部分是因为疾病、掉队和逃亡。
时任红五军团13师师长的陈伯钧（后接任刘伯承的军团参谋长一职），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
红五军团是长征中的“铁流后卫”，相较而言情况还不算“严重”的。
直属中革军委的教导师，在长征初期负责中央机关的物资搬运，并没有参加什么战斗，但在一个多月里，减员达到了三分之一。
“开小差”的不仅有战斗员，还有指挥员。时任红1师巡视团主任的萧锋在11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情况。
当时何止是长征走错了“方向”，而是整个红军的发展方向都“迷失”了。
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重新被重视起来的群众工作，长征也无法被毛主席称为“宣传队”和“播种机”了。
03
熟悉的语气
通道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一些变化已悄然发生。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指出：
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
群众路线，又回来了。
两天后，总政治部发出的指示中有这样一句：
要反对一切惧怕敌人无战斗决心与战斗勇气而企图避逃敌人的逃跑倾向，反对以为幻想有一个现场的新苏区，可以安逸地跑去放下枪弹、放下肩担苟安休息的情绪。
毛主席当时还没有重获指挥权，但这句话的后半段，就是熟悉的主席的语气：一切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能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且话要说透，不能只对着指战员喊口号。
如果说主席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什么最本质的区别，那肯定就是对群众路线的重视程度。
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毛主席于1927年底，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的。
1929年的古田会议，主席在会议决议中又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电影《古田军号》
1930年，主席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再一次强调：
党的正确工作策略只能在深入群众调查、和群众一起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要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
即便是在长征初期，主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他在11月初，与朱德一起联名印制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发放给红军士兵和沿途群众。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主席的带动下，红军指战员们是如何做群众工作的。
04
细节决定成败
长征时群众工作的“秘诀”之一，就是注重细节。
比如在长征途中唯一的报纸《红星》报上，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调查贫苦工农的人口、田地，态度是应当和善，绝对不允许跑进门便声势汹汹地问几多人口吃饭，有没有劳动力，一问便把本与铅笔摆出来，使得工农群众不敢答复。
这段关于错误范例的描述，细节太到位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画面感十足”。
长征中群众工作的最大难点，在于部队始终是流动的，平均日行二三十公里。红一军团曾做过统计，他们一共走了368天，有271天在行军打仗，休息停留的时间仅97天。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化地完成“宣传队”的任务，细节就等于效率。
我们都知道红军喜欢沿途写标语，这其实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直接且高效的一种宣传方法。
《红星》报曾列举了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的几个表现，其中一条就是“行军中忘记写标语”。然后，非常细节化地举了一个宣传口号的反面案例：当红军有猪肉吃。
当时的规定也非常具体，比如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写一至五个标语”，“凡是宿营和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等等。
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对标语的规定更为细致。比如不能使用“蛮”字。当时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常沿用“犭”旁，但在红军的标语中，全部改成了“亻”旁。
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当时的情况可谓争分夺秒，但即便如此，还是留下的不少标语，并保留到了现在。
下面这两句安顺场的红军标语分别是：
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打仗，当红军去！
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
写标语和发传单，是长征路上最基础的宣传手段。一旦时间和条件允许，内容就更丰富了，比如画漫画、唱歌、演文明戏、开群众大会等等，条件好的宣传队还配有留声机。
中央红军在遵义停留了12天，开了一次万人群众大会，毛主席和朱老总都上台发了言。会后，还举办了红军与当地学生的篮球比赛。
短短的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加入红军的青年，多达4000余人。
在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有一段关于红军女青年李晓霞的支线故事，她就是在遵义加入的红军。
05
行胜于言
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这个传统从红军到解放军，没有改变，也没有弱化。
对于老百姓来说，墙上的标语，多少有点“耳听为虚”的意思，红军的实际行动，才是“眼见为实”。
红军对此有清晰的认识，《红星》报当时是这样分析的：
群众常常不听我们所说的好听的话，他们首先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没有纪律的部队，一切宣传鼓动工作，都不会引起群众对于我们的同情和拥护。
长征期间，红军经常需要借宿在老百姓家里，临行前，都要完成“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这三件事，红军干部反复检查的，也是这三件事。
而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更是执行起了“不入民房”的纪律。
关于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事例，最有名便是《营盘山上橘子红》。
这是开国少将罗通于196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了长征时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在一渡赤水后，向川南的叙永地区进发，计划从古蔺北渡长江。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当时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已连续疾行了数日，正值又渴又饿之际，经过了叙永郊外营盘山上的一片橘林。
但让老百姓惊讶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离队进入橘林。有的战士顺手捡起掉在地上熟烂的橘子，闻了闻又放了回去。
罗通当时在红军先遣团工作，负责为部队筹粮。当听说营盘山上有橘林后，就找老乡打听橘林的主人，打算买橘子给部队充饥解渴。
老乡们告诉红军，这片橘林是一个大土豪的。于是，先遣团决定将橘林没收，并在林边插上木牌，上面写着：
这块橘林是土豪的，现没收。各部队路过这里时，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地区采摘。—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
先遣团将橘林划分成了若干片区，引导路过的红军按序采摘，还单独划出了一片，专门留给当地的老百姓。
1981年元旦，从叙永走出来的开国上将傅钟，为家乡纪念碑的题词便是：营盘山上桔子红。
06
结语
红军在长征中的群众工作，其实是一件挺难想象的事情。
这是在日行几十里，大仗小仗不断，又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被红军当成头等大事来做的一件工作。
如果把自己代入进去，会发现这件事不能全部用“服从命令”或“遵守纪律”来解释。
而是，当你在宣扬理想的时候，理想也在浸润你自己；当你在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收获了更多的尊重；当你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困境时，困境已开始离你远去。
我们都有身处逆境的时候，而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这“长征精神”。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章是专门记述长征的，他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关于这种惊人的征战，将来有一日会有人写成全部的叙事诗的。这种征战股票配资股票配资公司，即使把政治和战事除掉，也是近代历史中，青年们的一种动人的成就。
发布于：天津市